中國古典家具位尊高座靠背椅：官帽椅與禪椅，靠背椅是中國重要的家具之一。它使身體呈現端正坐姿，仿佛被賦予與生俱來且不容置疑的榮耀、威嚴與力量。無論何時，它都象征著至高無上的。但諷刺的是，西方學者卻選擇了“yokeback”一詞來定義這類椅子，“yoke”在現代英語中，有橫向束縛的詞意，與椅子本身的權力的象征恰恰背道而馳。

社會學學者認為，靠背椅在階級體系中占有一個奇怪的地位。從政治角度來講，它和貴族階級、平民階級有著緊密的聯系。靠背椅像筷子與大米那樣滲透到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再也不是某些特權專屬的坐具。無論王公士族或是富賈小販，都可以神流氣鬯地坐在自己的靠背椅上。本期我們繼續談談官帽椅與禪椅的藝術價值與使用價值。

官帽椅的形制與使用

靠背扶手椅形制多種多樣。除了四出頭官帽椅，還有另一種變化形式則是只有搭腦出頭而扶手不出頭的官帽椅，是古時南方的官員常用的椅子。稱為二出頭官帽椅。如Alice和Bob Piccus的私人收藏中有一把黃花梨官帽椅（圖1），四面直券口牙子圓弧邊，緣邊起燈草線。還有三把類似的椅子在Everts Curtis于1992年12月發表的《中國家具工藝：多面的表達》中被列舉闡述。在1609年王圻所著的明朝的百科全書《三才圖會》中的《器用十二卷》中有列舉一把竹椅，扶手用竹木彎材制成。我們可以推測，有扶手不出頭的樣式是從這樣的竹木官帽椅演變而成的。

在古代的木刻版畫插圖中我們可以看到，此類官帽椅被放置在主廳正位用用于接待賓客。明萬歷年間（公元1573~1619年），徐復祚所著繡刻傳奇劇本《紅梨記》中就有出現這樣的場景（圖2）。圖中兩位官員相互行揖拜禮。仆人正從畫屏后面端出茶點。賓客的舉止恭而有禮，主人文質彬彬。公元1583~1610年，在華傳教地著名傳教士利瑪竇曾經對待人接物的禮數有詳盡的描述：

人們在家中接待賓客時，會將座椅擺放于最尊貴的位置，再用雙手撣一撣土，即使椅面看起來已經一塵不染。如果接待多位客人，會按地位的尊卑，整齊排列座椅的位置。同時，主賓禮尚往來象征性地重復著同樣的禮節。主客要端起主人的座椅，把它放在自己的對面，并且也要重復用雙手做出撣土的姿態。其他賓客按照由長至幼或由尊至卑地順序重復擺椅子的動作。在這一場合下，主人為了表達特別地尊敬賓客也會把手攏起來縮在袖子里，慢慢地稍微抬起又放下，答謝和謙虛地推辭人們的敬意。

毫無疑問，在關于尊位的禮儀上，明朝人花費了大量時間，并制定了嚴格的禮數規矩。平民以年長者為尊，而官員則以品級高低而定。遠道而來的外國人被允許坐在上位，而位置的排列則根據他們來自的國家由遠及近。當賓客坐定，家中仆人則身穿垂至腳踝的長袍，置一張小桌，為賓客們上茶以及茶點。

官帽椅不僅被用于廳堂中接待賓客，同樣也被文人用于書齋之中。在公元1630年《情郵記》的木刻插圖中（圖3），我們可以看到一位文人的書房墻上掛著古琴，設長書桌一張，書籍幾卷，靠背扶手椅一張。這是一件前腿與鵝脖兩木分做式的典例，有曲線搭腦和扶手、S型靠背板和軟屜座。同樣的椅子如果采用軟木制作則是為普通人使用的。在公元1637年宋應星編著的《天工開物》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匠人坐在類似的座椅上制作陶碗。

禪椅：追溯到12~13世紀的佛像畫

坐面寬闊有靠背可以趺坐養性的大型椅子由于適合僧人以蓮花坐的姿態冥想，在15世紀的木工匠重要指南《魯班經》中被稱為“禪椅”。公元1591年高濂在《遵生八箋》中寫到：

“禪椅較之長椅，高大過半，惟水磨者佳，斑竹亦可，其制：惟背上枕首橫木闊厚，始有受用。”

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館藏有一把罕見的鵝脖另木分作、扶手末端為方形的黃花梨禪椅（圖4）。這把椅子搭腦的變化極具特色，彎處幾近垂直使其顯得輪廓鮮明。椅身均為素胎，無翻卷或雕飾，腿足有金屬覆包，當它們被拆卸下來時我們發現原始的椅腳已經破損。在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館藏的一對雞翅木靠背扶手椅也同樣如此，其前腿與鵝脖兩木分做。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木材，形成了極高的審美價值。如十七世紀雞翅木靠背扶手椅（圖5），靠背板攢框制成，共分三截，最上邊一部分飾以淺浮雕格子，中間部分木板紋理精美，如羽毛般栩栩如生，底部飾以牙條，明亮透光，這就是明清匠師所稱的“亮腳”——取其底部通透明亮之意（圖6）。

而另一把椅子的靠背板恰恰相反，亮腳在上，不加贅飾的平鑲素板在下。這種情況最早出現于中國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這把雞翅木扶手椅比通常所見的略小一些，通身用圓材制成，只有靠背板的淺浮雕格子落膛起鼓如突起的脊般略顯尖銳。它的扶手與搭腦皆有水滴般的末端。簡潔的券口牙子搭配步步高管腳棖，側面的管腳棖橫斷面呈現扁平的橢圓狀。安裝在后背和扶手上的角牙和聳起的搭腦、探出的扶手都相呼應，并與亮腳造型和諧而協調。在香港的葉承耀醫生私人收藏的一對黃花梨官帽椅上我們可以看到鵝脖分做、水磨圓潤末端的罕見款式變化（圖7），收錄在《諸檀室夢旅：攻玉山房藏明式黃花梨家具》一書中。

每把椅子的靠背要明顯窄于座位，扶手以作為邊緣為中軸呈S型曲線。靠背有大塊平鑲素板，它與大曲線起伏的搭腦間隔著兩個帶有云邊亮腳的小嵌板。搭腦下有牙角，座位原始的軟屜被與靠背相同硬鑲板所取代。有束腰、內翻馬蹄腳、鑲板靠背和扶手的造型在現存的官帽椅中十分罕見，在明代的繪畫和木刻版畫中出現過，但并無其他實物幸存下來，原因很可能是鵝脖與前腿兩木分做的結構相比一木連做更為脆弱。

此類制式的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2~13世紀的佛像畫中，例如浙江寧波畫坊金大受（譯者注：這幅畫的作者之后被亞洲學者論證應為金處士）所作的《十殿閻王圖》。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有其中一幅描繪三殿宋帝王的手卷軸（圖8）。畫中座椅的頂部比葉承耀的官帽椅更高，而底座與佛像座十分相似。這把椅子外形趨近于公元1087年邑姜的座椅。這兩把椅子的頂部都體現了它們所誕生的年代椅子的典型造型。

到了明朝，宋帝王的王座已經發展成為平常百姓的坐具。我們在故宮博物館館藏的畫家謝時臣（1488~1547年）的《杜甫詩意圖》（圖9）中（譯者注：原文作者引用有誤，配圖應為明代畫家仇英《人物故事圖冊》之《吹簫引鳳圖》）可以看到一個男子坐在內翻馬蹄腳的椅子上，椅子的扶手、靠背都與葉承耀醫生珍藏的那把椅子十分相似。根據當時的座席等級制度，只有男人可以坐在靠背扶手椅上，他對面吹簫的女子則是坐在一只方凳上。

明朝時期具有內翻馬蹄腳的扶手椅可知的留存下來的只有寥寥幾件，包括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館藏的一件，以及安思遠珍藏的一把南官帽椅。從謝時臣（譯者注：應為仇英）的畫中我們尚不可辨別椅子是否有束腰，但在明萬歷年間（1573~1643年），《琵琶記》的木刻版畫插圖中曾出現過有束腰的靠背扶手椅（《中國版畫選集》）。王世襄先生有列舉過兩把馬蹄靠背扶手椅，一把在頤和園中、他鑒定為明朝時用黃花梨所制，另一把在故宮博物院中、清早期用紫檀所制。

由于謝時臣（譯者注：應為仇英）畫中的椅子被椅披覆蓋我們無從得知椅背上是否有鑲板，但在臺北故宮博物館所藏的唐寅（1470~1523年）的畫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把帶有大塊鑲板的可折疊的扶手椅。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中也有類似葉承耀醫生那把椅子的罕見一例，它的靠背板分為三截、其中嵌有大理石，但并不是一把弧形搭腦的靠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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