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保利秋拍，一件王世襄舊藏明萬歷黑漆描金彩繪頂箱大四件柜以1725萬元成交。在硬木家具依然是古家具拍場絕對主角的同時，精彩的漆木家具也讓人看到更多可能。正如行家所言，“買黃花梨老家具的藏家也開始收藏漆木家具，他們逐漸體會到，很多漆木家具并不亞于黃花梨家具。”

明清時期的硬木家具，尤其是黃花梨家具，賺足了藏界的眼球，除了市場的有效運作，家具本身的材美工良、造型優美自然是主要原因。當下的現實是，市場的硬木家具精品數量越來越少，但價格越來越高，同時，硬木家具程式化的問題被提了出來。比如，器形一致的兩件黃花梨方桌，在不同預展現場出現，讓人錯覺原本可能在歷史上出自同一作坊的兩件家具，走散后又在同一時空重現。

程式化或與晚明開始興起的城市商品經濟有關，當家具生產由私人訂制變為作坊式制作，某一個器形受到市場歡迎，就會被不斷復制。程式化對藏家的一大影響是審美疲勞，也讓越來越多的古家具收藏家轉身，將視線轉移到民間漆木家具上。那些時間跨度更大（實物可早至金元時期）、造型變化更為多端、細節表現更值得玩味的漆木家具，為收藏價值取向的豐富與圓滿提供了可能。

在眾多漆木家具收藏家中，馬可樂算得上是其中的先知先覺者。在《可樂馬選藏山西傳統家具》中，有一件壸門式直棖條桌，馬可樂收藏了近30年。這件家具被他視作收藏的里程碑，“從它開始，中木商網陳昌文才重新認識漆木家具的收藏價值，有了自己的收藏方向。”

此桌在大邊安單直棖，抹邊安雙直棖，屬于宋代傳統形制。隨著榫卯技法在明末興起，大邊安直棖的做法幾已消失。壸門形牙條延伸到腿肩，帶出曲翹小鉤的嫩葉雕飾，從中綻放委角線直下作終，線條完美流暢。修長的四腿和直棖都打洼面起委角，腿足微撇。

馬可樂據此推斷，此桌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時期。對他來說，這類早期家具比起晚明的黃花梨家具，無論是造型的雅致程度，還是工藝的精細程度，都不遑多讓。從此桌也能看出日后明式家具演進的來路，其研究價值豐富了漆木家具的收藏內涵。

漆木家具最具特色的，要數其濃厚的地方鄉土風格。這種風格在山西家具上也表現得尤為明顯。

山西家具的地方鄉土風格，除了保存早期傳統的保守心態外，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北方的游牧文化，即遼、金、元三朝的契丹、女真和蒙古文化的影響。山西地區有400年（916~1368年）被納入三朝版圖。遼、金兩朝的君主信奉佛教，在山西興建了無數寺廟。佛教對山西的影響源遠流長。漢亡后，鮮卑拓跋氏創建了北魏（386~534年），于公元386年定都大同。他們迅速吸收了漢族文化，并崇信佛教。云岡石窟便是最著名的遺留。供案、供桌類家具，也因此在山西十分常見。

在裝飾藝術上，北方游牧文化具有“雕琢濃華、沉穩凝重及多層次”的鮮明特色，而這正是典型的山西家具鄉土風格。濃華密實的花草紋、透雕多幾何圖形和蜿蜒的三彎腿，都是山西遼金器物的特征。雖然此后供桌形制仍在演變，但花草紋、幾何紋和三彎腿卻越來越常見，乃至成為“標配”。這種類型的供桌雖然南北各地均曾發現實物或形象材料，卻從未見有硬木制者。

這類裝飾還在椅具上多有呈現。馬可樂收藏的一對榆木南官帽椅，靠背攢框打槽裝板，分成四截，開光和亮腳均為花葉紋。上下兩側安角牙裝飾，下方兩邊各安一塊透雕漁網織紋的圍欄窄板與座面相接，券口牙子搜挖起鉤凸緣并透雕花葉紋。拿任何一件硬木南官帽椅比較，都能看出這樣的漆木椅具明顯偏粗獷尚古。如果說深受文人審美影響的硬木家具好“文”，那么，這樣的漆木家具便是深受游牧文化主導的好“武”。

古家具收藏家偏愛漆木家具還在于，硬木家具中的簡約風格往往在漆木家具中可以找到對應，而在細節處理上，一些漆木家具甚至比硬木家具更優秀。

至于北方漆木家具傳承中所出現的，既有游牧文化好“武”特征，又現江南明式家具的簡約風格。王世襄認為，明清時期，晉、陜地區的某些工匠除大量使用一般木材外，也用黃花梨制造家具。

“即便某些晉、陜工匠從未使用過黃花梨，也會用一般木材制造出和黃花梨家具相似的作品。這是因為明式家具在南宋時已基本定型。元明以降，不同地區的工匠都在繼承仿效。”王世襄曾說。這類傳統的明式風格，一直延續至今。

“漆木家具沒有固定的價格，價格在逐漸梳理的過程中形成。過去幾年，一個顯著的變化是藏家多了，但批量收進漆木家具的現象沒有了。頻繁的交流和討論讓藏家的水平提升了，優秀的漆木家具價格水漲船高。”漆木家具收藏家張春林說。

就價格而言，優秀漆木家具已不再便宜，但是，當藏家轉身進入這一視野當中，會發現這是一片更為開闊也更具選擇性的海洋，可以帶給藏家更多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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